性剥削来访者的治疗师的心理动力（下）

4、心理动力学视角

治疗师可能会推动一种爱与被爱的关系，让人想起了早期的母婴关系。这种正向的移情-反移情或“治疗性共生”，是治疗早期“蜜月期”的特征，并且已经有了一些理论依据（Adler 1967）。它让来访者能够体验到一段有利于形成有效工作联盟的积极时期。爱在治疗中的潜在转化性质是有据可查的。弗洛伊德（1915）提出疗愈是由爱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治疗需要来访者与治疗师的情感互动，以及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同理心和爱（参见Person（1993）进一步讨论了弗洛伊德说的对移情爱的看法）。然而，弗洛伊德（1915）也强调了移情爱作为治疗阻抗的作用，这种阻抗仅仅是治疗关系的结果，独立于治疗师的人格。

浮现出的情色移情可能是治疗过程中的一种强大而积极的品质。就其本身而言，它在心理上具有约束力，并在亲密和深层次上将两个个体黏合在一起。首先，来访者需要治疗师以同理心镜映他/她的内心心情、情绪和想法，以便允许来访者重新体验转化的（transformational）客体关系。治疗师作为一个新的转化客体，也有机会创造一种真正新的“足够好”的体验，这与来访者先前的体验不同，有助于成长和发展（Baker 1993）。在这方面，爱和形成色情依恋的能力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标。这是治疗师为理解情色所做的努力，情色本身就是一种爱和亲密的行为，通过它，他可以享受爱的创造性或促进康复的诸多面向。

然而，治疗师寻求的长期、积极的移情反移情关系也可以作为治疗师对来访者潜在拒绝的直接防御。来访者对治疗师的早期理想化是由治疗师以无条件的关心专注倾听关系的性质促成的。这种令人困惑的理想化对自卑的治疗师来说是受欢迎的，但当他们的负面情绪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时，就会给来访者带来根本的不利影响（Strean 1993b）。相反，治疗师对来访者的理想化也可能标志着“反向形成”、否认嫉妒、以及对来访者的敌对情绪。如果当时被压制，这种情绪可能会在终止后再次出现。治疗师对自己的虐待情绪的反应可以通过使用贬义的诊断标签来表达，例如，将来访者描述为“边缘”或“精神病患者”。

同样，治疗师可能会表现出他的虐待狂情绪，例如，站在来访者令人恐惧的人物一边，而不是直接面对自己对来访者的愤怒（Fine 1982）。

未能对来访者做出治疗性回应可能是一种反阻抗，治疗师会重现他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内化的虐待。这种策略，即“对攻击者的认同”（Ferenczi 1955，第299页），是治疗师童年时期对母亲虐待的灌输的结果，并驱使治疗师在他的来访者身上发泄他对母亲的怨恨。以这种方式发泄他的愤怒也会产生痛苦和内疚，这是自我惩罚，但也会赶走来访者，强化治疗师早期被抛弃的经历。（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何时终止治疗，都是由来访者煽动的。）对抗阻抗也可能通过额外的治疗接触来表达，这些接触有助于无意识地满足偷窥狂和暴露狂的幻想、生殖器幻想和其他性欲（Strean 1993a）。大多数阻抗都是被治疗师用心理动力学术语合法化了，例如，治疗师可能会声称他正在为来访者提供“纠正性情绪体验”。这种滥用治疗术语的行为可能会让来访者感到困惑，同时导致治疗师扭曲了自己对事件的感知。例如，治疗师可能会告诉来访者，他的身体接触正在弥补她童年时期的亏空。同样，治疗师可以将自己回应的责任归咎于来访者，例如，用反移情的方式解释，“你是如何让男人有这种感觉的？”治疗师提及来访者以前的虐待经历可以强化来访者的背责感、责备感，以及他们认为揭露绯闻本身是不安全的，可能会对他们不利（Strean 1993b）。

当治疗师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竞争性幻想受挫，并且他的治疗努力没有得到赞赏或认可时，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阻抗。然后，治疗师可能会怨恨他们的来访者似乎对他们隐瞒了什么，同时又爱着或理想化自己以外的人，尤其是当这些人从事相同或其他助人职业时。如果来访者提供的材料的主要内容是对他人的强烈的或积极的情绪，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可能会将自己体验为俄狄浦斯三角中的孩子，在俄狄浦斯三角中，来访者和重要的可互换他人显示为父母形象，将他排除在他们的关系之外（Racker 1968）。当来访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治疗师有任何性幻想或冲动时，治疗师也可能希望自己被视为一个理想的首要性对象。”因此，治疗师可能会因为（自己）没有表现出对来访者的性欲望而感到愤怒和报复（Strean 1993a，第19页）。

术语“反移情”可能意味着治疗师的感受是来访者提供的材料的产物，忽略了治疗师有自己的情感和幻想生活这一事实，而不管来访者是谁。Natterson（1991）提出，治疗应被视为一个主体间的过程，治疗师的内部世界与来访者的内部世界之间存在互动。McLaughlin（1981）认为，移情是治疗师和来访者权利平等的问题，“治疗师的移情”一词比“反移情”更合适。Mann（1997）将同样的原则应用于情色反移情，声称分析师的情色冲动是他自己心理世界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患者心理动力的结果。他认为：

分析师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性取向，并将其带入分析情景。然而，需要强调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分析师和分析性的心理治疗师需要用分析方法仔细审查他们的性幻想，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欲望行事。（Mann 1997，第59页）

与来访者进行性接触的治疗师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否认自己的欲望，将责任归咎于情色移情和女性性欲。Mann（1997）认为，治疗师否认意识上的性欲可能是严重压抑或内疚的结果，从而使性欲变成无意识。尽管他承认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他建议：

各种各样的分析障碍，其中最严重的是对患者的性侵犯，其中最不严重的是管理情色移情的困难，这些都是由于治疗师难以分析他或她的情色主体性。（第59页）

有问题的不是性欲的体验，而是对性欲存在的否认或对其责任的拒绝。治疗师的性移情对治疗的危害不需要比嫉妒、竞争、仇恨等情感更大，前提是治疗师通过自我分析仔细检查这些情感。正向的情色反移情或移情情感可以成为治疗关系的一笔财富，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以适当的边界和遏制来重新体验这些激情（Mann 1995）。然而，如果治疗师的行为满足了他的色情化的反移情情绪，那么他自己的心理动力就会掩盖来访者的心理动力，言下之意，他自己的自我分析是不完整的。

Racker（1968）将反移情倾向描述为分析师俄狄浦斯情结的残余，在这种情结中，女性来访者对分析师的反应被当成了分析师的俄狄浦斯母亲，而男性来访者则被视为俄狄浦斯父亲。如果来访者是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那么治疗师会担心她会被吞没，威胁到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情色治疗师的移情将包含积极和消极的品质。Frayn 和 Silberfeld（1986）将情色移情描述为“在缺乏爱的能力的情况下对爱的需求”（第323页）；情色反移情亦然。

治疗师和来访者一样，可以体验自己重新激活的童年心理动力，但也可以将自己体验为孩子的父母。与来访者的性接触可以代表治疗师试图满足他自己被禁止的、强烈的乱伦和俄狄浦斯幻想（Sussman 1992；Strean 1993b）。越来越多的被治疗师性剥削的来访者被看作是乱伦的受害者。根据Barnhouse（1978）的说法，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治疗关系的特点是出现了强大的家长-儿童移情，因此治疗中的性互动总是“象征性的乱伦”。Mann（1997）也赞同这一观点，他提出“移情本质上是乱伦的，所以必须小心处理情色，以避免虐待”（第43页）。如果乱伦色彩在移情/反移情中变得明显，这些可能表明了潜在的问题。例如，包含乱伦幻想的心理动力可以被证明是个人过去历史的重演（Jacobs 1988）。Searles（1959）将性移情/反移情与宣布放弃乱伦渴望联系起来，并提出治疗师应该披露这些材料。

实施性剥削的治疗师在童年早期被剥夺了爱，他们渴望一种小时候从未有过的身体满足感（Strean 1993b）。然而，治疗师在与成年人的性关系中通常会感到不舒服，比如他们的伴侣，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惩罚性和专横的父母。因此，性剥削的治疗师与猥亵儿童或性虐待父母相似，后者在性接触中恐吓儿童的程度远低于成年人（Bates&Brodsky 1989；Gabbard 1989；Sussman 1992）。类似地，Strean（1993b）提出：

由于我们所有的受试者在大多数人际关系中都觉得，自己是被剥夺性的成年人剥夺了权利的儿童，因此，在分析师看来，他们的病人就像是他们的孩子，似乎是他们能找到的、威胁最小的性伴侣。（第169页）

实施虐待的治疗师的情色移情与性倒错移情/反移情有相似之处。Mann（1997）将x性倒错移情描述为试图将对方转化为一个没有人格属性的客体。他认为，倒错（变态）是一种精神状态，它使情色的转化特性变得无能为力，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敌意的基础上。移情为倒错所涉及的心理过程提供了媒介。Stoller（1979）认为，倒错行为中存在的导致性兴奋的心理因素有：

敌意、神秘感、风险、幻觉、复仇、创伤逆转或对胜利的挫折感、安全因素和去人格化......作为一个整体缝合在一起——秘密带来的性兴奋的激增。（第6页）

其中一些因素会在治疗过程中普遍存在。敌意尤其表现在性倒错移情/反移情中，隐藏了对情绪屈服的畏惧，而最大的兴奋必须包括冒险。例如，在倒错的背景下，Stoller（1979）认为，“敌意，这种愿望，公开或隐藏的伤害着他人......产生并增强了性兴奋”（第6页）。我们基于情色移情的各个方面与Stoller关于性倒错移情的概念之间有相似性，可以认为，对于实施虐待的治疗师来说，他们所经历的移情主要是倒错的。同样，如果这种条件在治疗发生，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性其本身活现（enactment）倒错移情。正如Mann（1995）认为的那样，治疗师需要进行完整的个人分析。

Stoller（1975）提出，性倒错是个体性心理发展的产物，在性心理发展中，成年人把童年创伤翻出来，并重现这些创伤，在幻想中寻求对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的控制和胜利。无法消除的原初创伤会导致无休止的重复，欲望的客体被去人格化，风险更大。同样，Stoller（1975）认为：“倒错是一种付诸行动的幻想——一种多年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防御结构，目的是保持性快感。”（第xiv页）。

母亲的角色在形成倒错性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可能否认孩子知道一些她无法容忍孩子知道的事情，并以诋毁父亲阳具功能的方式行事。在倒错性欲中，阉割者是母亲：她引诱孩子，刺激欲望，但也阻止欲望。“对于她的孩子来说，她是倒错的写照......然后，性欲被赋予了新的客体，目标和目的”（McDougall 1978，第164页）。Mann认为一旦性倒错移情（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控制权，那么接受到移情的人就需要夺回分析思维的能力。他描述了一个案例，治疗师觉得她被关在集中营里。同样，Bach（1994）描述了一位来访者在移情中纠缠和约束他，并指出了这种移情缺乏治疗目标。尽管Mann（1997）从来访者的角度提到了倒错移情，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反移情。例如，实施虐待来访者的治疗师，在他们从治疗情境中解脱出来之前通常会有一段时间的延迟，这可能反映了心理动力中类似的纠缠和困惑。

总结

在调查越来越多的关于治疗中性剥削的文献时经常发现实施虐待的治疗师自己似乎存在严重性身份认同问题、与父母的关系失调，在亲密关系中面临大量的性焦虑和内疚，而且，其本质是孤独和抑郁的个体，对心理治疗的实践有着深深的厌恶（例如，Rutter 1990；Gabbard 19891991；Strean 1993b；Russell 1993；Jehu 1994）。被剥夺的感受和权利感往往驱使着他们，这种感觉带来的需求优先于他们的来访者（Kaplan 1991）。此类治疗师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与倒错性质的性问题之人有相似之处（Strean 1993b）。最终，心理治疗环境中的亲密和信任会成为治疗师自身未解决的心理动力的男性性机能滋生地，为治疗师提供了一个以前经常被虐待，现在被他俘虏的个体被他，否则他就无法实现亲密关系（Sussman 1992）。

总的来说，研究表明，实施虐待的治疗师在他们的特质、背景以及与来访者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特征。这种特殊的因素组合将他们与大多数治疗师区分开来，他们在治疗过程中体验并解决了围绕性移情的问题，而没有利用自己的（治疗师的）角色。Pope 和Bouthoutsos（1986）报告称，私人诊所中95%的男性和76%的女性治疗师报告称，他们至少在一位来访者身上感受到了性吸引力，但91%的男性和98%的女性不会根据自己的感受行事。超过一半（63%）的心理学家报告说，他们会对来访者的性感觉和性想法感到内疚、焦虑或困惑，从很多方面来说，相信这些想法本身就是有罪的。事实上，治疗师在治疗关系中自然会体验到情色，这似乎会引发一种内疚感和恐惧感，担心他们可能处于导致治疗师虐待的同一连续体上。对情色移情问题的临床讨论可能有助于减少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恐惧，因为这些问题会让识别对来访者性剥削事件中发生的特定过程变得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