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现在，当我们进入我们学科的一百周年时，是时候考虑理论在精神分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扮演的角色了。近一百年前，在1889年的春天或夏天，弗洛伊德开始对他的患者安娜·冯·莱本采用谈话治疗，并开始倾听她在躺椅上所说的内容（Swales，1986p.36）。随后的10年见证了精神分析 的诞生（Stewart, 1967）。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提示我对理论的重新考虑，从历史的角度讲适当其时：那就是我们刚刚纪念了弗洛伊德逝世50年，弗洛伊德的去世将精神分析的历史整齐地分为前半个世纪与后半个世纪。在前半个世纪，它的创始人亲自主宰了该领域，随后的半个世纪，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推动了精神分析的成长和发展。作为讨论我们专业理论的现在和未来的序幕，我会先谈论过去。

        精神分析的诞生离不开理论模型，尤其是心理理论。它们是构成弗洛伊德发现的基础。实际上，精神分析的方法是弗洛伊德带到治疗情景中的心理理论在操作层面上的对应物。从一开始，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就既包含了他的观察数据，又包含着他关于治疗行为的理论。

        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论基础，《科学心理学计划》（Freud，1895）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或许，弗洛伊德早期专著的重要地位鲜为人知，《论失语症》（Freud，1891）是精神分析构想的理论模板（Grossman，1989：Rizzuto，1989），这两篇文章一起，共同形成了心理理论，并出现在《梦的解析》。沿着这个模型，弗洛伊德继续提出了症状形成的理论、发展的理论、发病机制的理论，以及治疗行为的理论。

        理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至关重要，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一种看法认为，用理论缓解治疗师的焦虑，对弗洛伊德和对当前的从业者来说是差不多的（Friedman，1988），更恰当地说，20世纪90年代，标志着另一个百年纪念：弗洛伊德和弗里斯小组（大概是第一个精神分析学习小组）的百年纪念。在弗洛伊德与弗里斯的通信中，以及只让弗里斯过目的“草稿”中，最令人瞩目之处就是这些交流大部分都聚焦于理论。

        早期精神分析运动分歧不断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了理论的首要地位。当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质疑的不是婴儿性欲现象，而是用来理解这些现象的理论模型（俄狄浦斯情结）时，弗洛伊德就把他排除在了精神分析的范围之外。对于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中，认为阿德勒的概念“男性抗议”（the masculine protest）可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找到一席之地的那些成员，弗洛伊德回复道，他们没能“看到阿德勒观点和弗洛伊德学说之间的矛盾”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必须指出，其中牵涉的两人的确发现了这个矛盾：阿德勒和弗洛伊德”（Nunberg， Federn，1974，p.173）。类似地，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这与他否认弗洛伊德的观察资料无关，而与他想要用一种次要的和衍生的理论构想来取代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有关。我们也可以回想起荣格的观点，通常在对抗当代非性欲冲突时，婴儿性欲的表现才出现在分析过程里（ung，1916）。不到10年后，当奥托·兰克提出了出生创伤的理论，与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理论发生冲突，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破裂（Rank，1924）。

        直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决定了精神分析”，分析师们仍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对全世界精神分析师都有用的东西，因此，想要创新精神分析理论超越弗洛伊德的理论，需要费很大的劲。不像原子物理学或生物技术在不断向前发展，精神分析理论只能以很小的增量向前迈进，它更倾向于改进和阐述而不是替代。

    这并不是说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的几十年停滞不前。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些年理论进步的本质。心理功能的精神分析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但仍然与弗洛伊德留下来的理论保持着一致。其结果就是，无论是在治疗理论还是基本的精神分析技术方面，都没有什么修改。

        事实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精神分析技术长期以来拒绝改变。哈特曼作为著名的自我心理学家是毫无争议的，他在心理功能的理论方面提出了实质性的重要改变，但没有提出相应的技术方面的改变，尽管他的某些同事在技术方面的建议有明显的变化。马勒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新构想，但她坚持认为自己的发现不涉及对待成人患者时技术上的改变。肯伯格也是如此，他对自己在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方面提出的技术改变持保留态度，而主张精神分析的标准技术オ是适当的。艾利斯在其1953年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讨论了使用“参数”作为技术上的修改，但他谨慎地坚持这些参数需在治疗过程中被分析（Eissler，1953）

        这里的教训可能是：分析师更能容忍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心理理论被修改，而不是作为一种治疗理论。那些对治疗理论或基本技术做出重大修订的分析师，他们要么被排除在主流精神分析之外（费伦茨、亚历山大），要么被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阿德勒、荣格）。

        在过去的20年里，理论更加重要了——但其重要的方式预示着精神分析作为门统一的学科前景堪忧。越来越多的分析师不再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一种基于心智如何运作的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他们把它定义为支持或反对其他理论的一个特定的理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作为精神分析师，越来越意味着要支持某一特定的精神分析理论并拒绝其他理论。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克莱因学派精神分析、拉康学派精神分析、人际间精神分析、关系学派精神分析以及自我心理学一一当我们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这些是彼此竟争的、分析师可以效忠的理论。

        在美国，过去10年精神分析理论论战的焦点是关于自体的状态。实际上，自体这个概念的提出，贯穿了精神分析的历史。它的提出是试图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什么是主观的，什么是客观的；什么是人的，什么是机体的。最近，他常被用来在精神分析的解释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即人类体验的动机维度和因果维度之间做调停。就这些相互关联的趋势而言，精神分析领域现在处于分化的时刻。

        那些保留传统理论的分析师，认为传统理论足以解释临床现象，包括那些涉及“人”或者“自体”的现象。他们所提出的自体表象、自尊、自体表征等概念，部分源自弗洛伊德学派的词汇，并由雅各布森、哈特曼和其他属于自我心理学传统的理论家扩充。这个观点的支持者倾向于把精神分析看成一门关于心理的自然科学，它可以通过由精神分析法获得的资料，阐明因果关系。他们倾向真理的符合论，认为真理存在于对象与其描述之间的符合对应。

        反对这部分精神分析群体的，是各种各样“自体”理论的追随者。他们认为传统理论必须从根本上修改以适应新的临床资料，例如自恋型人格障碍，以及纠正传统理论在关于心理、发展、发病和治疗行动方面各种各样的缺陷、不准确和局限性。某些上位自体（superordinate self）理论的追随者，把精神分析看成一门解释学科，基于真理的融贯理论，试图阐明与叙事建构议题相关的意义。对他们来说，真理存在于信仰的融贯一致性中，世界中的对象只有在描述性的理论中才有意义。不论我们观察的条件是什么，就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而言，对于这个世界可能有不止一个真实的描述。科胡特（Kohut，1977，1984）提出自体心理学，并由戈登伯格（Goldberg，1988）进一步阐述，作为一种基于观察的融贯理论，无法被经典精神分析证伪。其他理论家，包括乔治克莱因（Klein，1976）、约翰盖多（Gedo 1979，1981，1986，1988），他们在上位自体的概念之上建立新的精神分析理论，却不一定建立在真理的融贯理论之上。

        精神分析的新状态，就像是各种分叉理论的聚集地，每个理论都宣称自己是“精神分析的”，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在这个理论的连续谱的一端是宿命论般的结论，即精神分析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方法和治疗，单一的理论本身是没有未来的。这个位置最极端的版本，是宣称精神分析方法并不能产生有科学意义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验证必须遵照科学的原则（Grinbaum，1984）.因此，有人提议精神分析命题要么必须用认知科学的语言重铸（Colby，Stoller，1988），要么从神经学机制的术语角度解释（Hobson，1988）。在这两种任何一种情况下，作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分析理论建设事业，从一开始就被取消了。

        对精神分析的科学地位持少许悲观态度的人是解释学家，例如谢弗（Schafer，1983）和斯宾斯（Spence，1982）。他们不贬低精神分析资料，而是用一种关于既定的分析师、既定的被分析者在既定时间的叙事选择所建构的解释学框架来代替它们。根据他们的说法，由叙事的连贯一致性和可理解性塑造的临床资料，非常抵制自然科学方式的“打开”（unpacking），从而使得理论建构实际上成了在循环推理中的徒劳无用之功。

        对当前理论状态沉闷的解读与前者的悲观不同，有些人认为精神分析是更特殊的、历史的，弗洛伊德的超心理学是无法挽救的，必须完全放弃。罗伯特霍尔特在过去20年中强有力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在最近的文章中，霍尔特转向了一些精心排练好的主题，指责弗洛伊德在理论上亏欠了赫尔姆霍兹、海克尔和拉马克，并主张弗洛伊德学派的超心理学及其具体化的概念、过时的机械的生机论假设是完全错误的（Holt，1990）。霍尔特提出，只有当主要的精神分析临床发现基于观察性的语言被重新复述，并尽可能地摆脱超心理学时，科学合理的精神分析理论才有可能实现。然而，他对科学的定义太狭窄了，局限于假设检验这样的经典原则。根据霍尔特的说法，精神分析尚未清除弗洛伊德学派超心理学的“残骸”，因此无法提供一个认识论上清晰的领域，从中可以重新进行理论建设。在要被清除的受超心理学污染的废墟中，霍尔特强调双重驱力理论和起源于童年期性的冲突在病因学方面的重要性。

        虽然比霍尔特更乐观，但马歇尔埃德尔森（Edelson，1988）仍将他的批评和建议锚定在诊断上，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处在危机中的理论”。埃德尔森并不赞同霍尔特的假设：弗洛伊德的超心理学，包括衍生出的较低层次的命题，都是错误的，应该被抛弃。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潜在的科学。根据埃德尔森的说法，我们无法确定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除非分析师们能够接受一种允许他们检验自身命题的科学方法。他认为，分析师可以利用精神分析情境下获得的临床资料来检验他们的假设，并且他们可以通过符合其他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证据要求的案例研究方法来实现。对于埃德尔森而言，分析师迄今未能这样做的事实是令人失望和担心的，但并非绝望。埃德尔森将精神分析定义为这样一种科学，它研究人的欲望与想象之间的关系，他对未来假设检验的发展前景报以希望，即这种假设检验可以使分析师能够根据他们命题的科学真实性来区分精神分析理论。此外，他的文章中隐含着一种信念：这样的检验将证实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特征，其启发性和临床价值已经在数十年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对于过盛的彼此竞争的精神分析理论，罗伯特·沃勒斯坦给出了最后的回应（Wallerstein，1988，1989）。沃勒斯坦主张一种统一，通过强调日常治疗工作来涵盖理论多样性，以及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使用的与体验接近的临床概念（例如移情、阻抗和冲突）作为“共同基础”一一它们是具有不同取向的分析师共有的。沃勒斯坦想到的是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和各学派相关的一般性理论观点与这个共同基础无关。因为这些理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对闭合性和一致性的各种条件需求而创造的比喻。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从最早的可以弄清的起源中，通过对心理生活起因的发展性阐述，阐明"过去的潜意识”（J.Sandler, A-M.Sandler, 1987）是这种比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存在部分源自世界范围内的分析师共同具有的、统一的临床目的和治疗性努力。

        从沃勒斯坦把理论看成是比喻的意义上来说，分析师之间的理论差异现在无法解决。与埃德尔森不同的是，沃勒斯坦认为，这些命题支持的各种理论观点“不适用于比较性的及渐进式的科学测试，从这个意义上讲，超出了科学事业的范围”（Wallerstein，1989，p.2）。沃勒斯坦支持在未来的某个确定的时间进行检验和有效性验证的可能性，但他坚持认为分析师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理论暂时只是可能具有启发式作用的比喻。他致力于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锚定在真理的符合论中的心智科学的同时，接受理论的多样性，而这种理论多样性只在融贯理论中才有意义。他的观点是，我们现在必须在理论的差异下生活，但这不一定是组织上的分裂。存在于接近体验的临床理论中的共同基础维持了实践。换句话说，它存在于临床分析师所做的事情中，而不在于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理论观点中。

        分析师对精神分析未来的预测，就像是冒险进入了深海和险恶的水域。对不同的理论及衍生观点提出分析评论要容易得多，而把这些评论综合成一个以预测或决定精神分析理论未来的总体评估就不那么容易了。

        充其量我们可以谈到特定趋势之可能的重要性。我相信精神分析领域将会继续保持许多理论互相竞争的局面，米歇尔斯提出，“在精神分析对话中，理论上的多元化”没有显示出减退的迹象（Michels，1988）。理论多元化的趋势有好有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在我们的大会上和期刊中的热烈对话见证的那样，理论上的发酵是有建设性的。它表明，分析师愿意通过对过去的信念提出质疑并相互学习。就“比较精神分析”的实践来说（Schafer，1985），它们强调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并且呼吁注意潜在的哲学问题，这些实践将会继续复兴这个领域。

        理论多元化，是随着竞争理论的发展而经常出现的组织发展。团体倾向于围绕新理论形成，并将这种理论作为其传播和持续发展的理由。与新兴理论推动的富有成效的交流共同出现的，还有对派系主义的推动。这里以自体心理学为例，它有着自己的成员社团、年会和出版物系列，这些启发都值得我们深思。特定理论的支持者倾向于机构自治，可能会导致隔离和交流理论对话的缺失。我们只能希望，在未来的几年里，理论多元化的积极方面将占主导地位。

        理论多元化的消极方面是彼此竞争的理论的拥护者基于不同的观察基础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它反对理论的整合，而对于那些已被证明不完备的理论又不愿意彻底放弃。这可能是由于精神分析的观察基础不断缩小这一事实造成的。在美国，越来越少的分析师受到很好的训练，越来越少的受训过的分析师能够全职实践精神分析。这种趋势延续的可能性，意味着真正能够获得的精神分析材料将越来越少，因此对不同理论的比较评估将受到影响。以资料为基础发展理论的倾向，而这些资料充其量只是模糊的分析，那么它将不利于建立理论的共同基础。作为一个例子，我引用了斯托罗楼及其同事的“主体间性”理论。他们提出把主体间性的“精神分析”作为传统精神分析的根本替代（Atwood，Stolorow，1984;Stolorow，Brandchaft，Atwood，1987）。然而，他们阐述主体间性取向所用的临床材料，来自“所谓”的分析性心理治疗。大多数分析师都认为，他们在书中详细讨论过的几位患者都不是可以被分析的。实际上，这本书名为《精神分析治疗:一种主体间性的方法》（Psychoanalytic Treatment:An Intersubjective Approach）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误用，“精神分析的”（psychoanalytic）一词，更慎重一些应该用“心理动力学的”（psychodynamic）一词代替。这里的意思是，好的心理治疗资料可以用来支持适用于心理动力学治疗的理论，但它没法作为任何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

        这里，我们涉及一个任何讨论都会谈及的问题，即精神分析理论的未来和精神分析方法的现状。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方法与“精神分析情境”（Stone，1961）这一相关概念一起，支撑着这个领域。尽管它一直在不断完善，但这种方法从未过时。这种方法，是指分析者试图在一个最大程度有利于这个过程的背景下尝试自由联想。长久以来，关于什么是这个背景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一直争论不休。最近有人认为，传统精神分析情境的某些特征，如被分析者采用躺椅、治疗频率，对于这种方法所涉及的心理过程是“外在的”（Gill，1982）。无可争议的是，精神分析情境使得自由联想成为可能，而自由联想告诉我们潜意识的心理过程。

        我认为，方法是理论讨论的核心。首先，准确地讲，方法决定了哪些临床资料可以产生理论，并且可以用来检验由此产生的假设；其次，方法的应用以心理如何运作的理论为前提，并且方法定义了进行精神分析理论建构的边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方法，那么我们就在方法做出的假设的限定范围内建立理论——关于潜意识、压抑、阻抗、移情等。方法的理论基础、方法所依据的关于心理的理论，是精神分析的元理论基石，任何使用“精神分析”称谓的理论都有义务将这一基石作为基础（Bachrach, 1989; Rapaport, 1944; Shevrin, 1984）。因此，当科胡特把自体心理学定义为一种如此非特异的、使移情和阻抗潜在地成为可有可无的概念时（Kohut, 1977 p.308），他的理论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完整的精神分析（Stepansky，1983）。

        我发现，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未来做出准确预测是有困难的。接下来，本文将会偏向我个人的视角一但仍然是试图从当前趋势推导出来的一个视角。显然，我的视角中包含着规范化的部分：我相信会在未来几年流行的那种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未来的方向，我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这样的理论，将根植于最全面的心理理论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能取代弗洛伊德范畴和解释效力的理论。弗里德曼最近的文章释放了一个美好的信号，解释了弗洛伊德理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达到显著的全面性（Friedman，1988）。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弗洛伊德天才地认识到，关于心理的理论必须同时包含冲突和心理综合两部分。这种认识演化出了一个“混合理论”，它在多个维度实现了全面性：作为部分一整体理论，冲突和缺陷理论，动机和因果理论，科学的和人文的理论。对此，我想补充一些观点来反对最近的批评，那就是，弗洛伊德理论同时是驱力理论和关系理论，同时是关于心理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的理论。请注意，这个理论的当前版本是弗洛伊德学派的，但不是弗洛伊德本人的，因为它融合了几代分析师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几位自我心理学家，他们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并吸收累积到自己的理论中（Rangell，1990），而不是提出一些不连贯的、反映范式变化的理论（Ornstein，1978）。

        最终盛行的精神分析理论将是一个最有解释效力的、与其他领域神经科学（Reiser，1984），尤其是婴儿和儿童的观察研究（Blum，1989）的资料趋同的理论。认识上的趋同是从认识论上理解复杂的身心问题的必要条件。它还需要理解心理理论与本质上是生物学或神经生理学的理论之间的关系。从神经科学（Hobson，1988）和认知科学（Colby，Stoller，1988）的角度来看，最近的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个认识论问题，并最终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自主的心理理论给予短暂的冷落。

        虽然神经生理学机制可能永远也无法取代心理学命题（Kandel，1979，1983），但它们仍然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基础，以便在相互竞争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做出选择。可能存在某些神经解剖学结构和神经生理学过程，它们对应了某些理论的概念，另一些却不是如此。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神经生理维度（Shevrin，1973，1988），以及神经解剖上的区别（例如，右脑和左脑）与弗洛伊德初级和次级过程的概念相关（Bogan，1969）.关于情感表达的神经生理学通路的研究（Reiser，1984），以及经验对神经发育的影响的研究（Goldman，Rakic，1979）将来都会与精神分析的理论相关。尤其具有启发性的一致发现，将会丰富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经可塑性”（Levin，Yuckovich，1987;Vital-Durand，1975）和"神经表征系统”（Mishkin，1982）的未来理论。这些概念的提出，就像是连接神经生理功能与心理活动包括潜意识心理过程之间的桥梁。如果人们发现神经生理事件是心理过程发生的标志，那么它们的出现会符合精神分析理论，并因此可以给精神分析理论提供备选支持，同时，精神分析理论也会允许，并且能够解释性地使用这样的过程。

        另外我还应该指出，我也相信20世纪90年代是属于大脑的10年，而精神分析对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的吸引力下降，被神经学研究方面令人兴奋的进展，以及进入该领域人员数量的增加所抵消。当神经生物学家面对有关心理、动机、意识和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现象学问题时，许多人会转向分析，去获得只能从精神分析情境中获取的资料和见解。

        对于未来的精神分析理论，一个相关而明确的预测因子就是生物学在这个理论中的地位。我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库珀的观点，他在初期对这一系列研究有贡献，他曾认为，去医学化是这个领域的主流，这个趋势将会使精神分析不太注意生物学因素，也会减少对生物学因素的考虑（Cooper，1990）。我们必须警惕把这些问题视为医学的专有领域，医学背景几乎不是发展和使用包含生物学的关于心理理论的先决条件。非医学生物科学家在发展关于这方面的精神分析理论贡献，应尽可能地受到欢迎。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分析师将通过给生物学分配一个更系统的位置来完善理论。这将扩大他们对人类发展的理解，并且对于理解由精神分析方法和治疗行为（比如解释及其他干预）引起的退行，提供新的参考。精神分析师已经开始概括出来了一些议题，是包含了生物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必须准备好要去处理的。

        生物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认为，严重精神疾病的病因主要是由躯体因素决定的，持反对意见的精神分析理论专家们强调，精神分析必然在它的解释范围内包含了生物学（Maguire，1982，1983，1984;Reiser，1984）。马奎尔认为，精神分析的独到之处，恰恰在于它能辩证地调和笛卡尔主义心身二分法的两极。他区分了形式（form）的”塑造功能”（shapingfunction），其中包含生物学的必须要素，与内容（content）的"被塑造出来的含义”（shaped meaning），也包含心理学解释，并认为两者都是精神分析作为一门科学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种理论化旨在容纳生物学要素的同时，避免生物学简化论——忽视”在一个相对不明确的生物条件下，心理动力或许会起作用的各种可能的方式”（Unger，1982，p.156）。我相信，明天的精神分析理论会把生物学放在统一的精神疾病概念中，这个概念不把生物学要素等同于偏颇的还原论，即认为生物学决定因素是所有主要精神疾病的充分原因。实际上，把疾病置于广泛的生物学框架内与将病理归因于任何单一原因是对立的。正如韦纳在精神分裂症病因理论的讨论中指出的，在每个种群中，都会有一群人面临某种既定精神障碍的风险，但一个特定的人究竟是否真正发展出了这种障碍，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变量。“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自然界中不存在单一的病因学因素。”（Weiner，1980，p.123）

作者：阿诺德·理查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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