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

恐惧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

传统的流行病模型，完全忽视了恐惧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一项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根据恐惧及其传播的神经科学模型深化了流行病的传播机制。

这项研究发现，病毒传染的波浪由内生的传染性认知动力学产生，而非自上而下的政策。（或许，对群体认知动力学进行干预，可以改变病毒的传播。）

早在2008年，论文作者，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Joshua Epstein在《恐惧和疾病的耦合传染动力学》中就提出了新的病毒传播模型，该模型引入了两种相互作用的传染病概念：一种是身体上的（疾病本身），一种是认知上的（对疾病的恐惧）。

Joshua Epstein认为，恐惧可以压倒理性的行为、引发非建设性的行为改变。当敏感人群对传染病感到恐惧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但是，随着恐惧的消退，人们也会过早放地弃这些保护性的行动。

例如，当健康的民众担心自己会感染新冠病毒时，他们就会自我隔离在家，出门也会戴上口罩，从而抑制病毒的传播。

这一点，被疫情肆虐过的武汉尤为敏感，武汉的口罩佩戴率比其他城市都高。

但是，如果传播减少，恐惧感就可能消失——这将导致人们过早的停止隔离或戴口罩，而此时仍然有许多感染者在传播病毒。这就会让病毒传播死灰复燃，再次引爆疫情的大流行。

南京和扬州疫情的大爆发，都和恐惧消退导致的防疫松懈有关。

害怕感染病毒，会让人们在烈日下排队，渴望尽早接种疫苗。不过，也有很多人害怕、拒绝接种疫。

这是因为人们对疾病的恐惧超过了对感染的恐惧，最终导致放弃接种疫苗，进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带来了病毒再次爆发的风险。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休谟

三重传染模型

Joshua Epstein教授建立的三重传染（Triple Contagion）模型首次将这些心理动力学与疾病动力学结合在一起。

该模型揭示了大流行延绵不断、以及不断出现新的爆发点的行为机制。

Epstein说：“如果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超过了对疫苗的恐惧，它可能会刺激疫苗接种，从而抑制病毒传播，这是今年春天我们在美国看到的趋势，当数百万美国人接种了疫苗后，病例感染数也减少了。”

“但是，如果人们对新冠病毒的严重程度持怀疑态度，或者一些错误的信息助长了人们对疫苗的恐惧，以至于人们认为疫苗比疾病更可怕，那么，人们就会避免接种疫苗，这就可能会加剧病毒在新传播周期的严重程度。我们眼看着这种情况在接种率较低的地区发生——变异的德尔塔病毒迅猛的在这些地区蔓延，病例数激增。”Epstein补充道。

Epstein和他的同事开发的数学微分方程模型除了考虑疾病传播的速度外，还考虑了行为因素。

这其中就包括害怕疾病/疫苗的人群比例，接种疫苗后的不良反应事件引发的恐惧，此外还考虑了疾病传播率、接种疫苗的人群百分比，以及疫苗接种率。

此外，该模型认识到恐惧不是静态的：恐惧可以通过错误信息或令人震惊的头条新闻在人群中迅速传播，恐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令人安心的消息而消失。

行为神经科学

Epstein说：“神经科学表明，恐惧本身是可以传染的，但恐惧也会消退或衰退。在我们的模型中，人们可以克服他们对疾病和疫苗的恐惧：

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流行率下降，或者听到其他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并未发展成重症、且痊愈出院，或者了解到接种疫苗不易感染、副作用小、并且重症率低的消息”。

该模型表明，这两种（传染和消退的）恐惧形式的演化以及相互作用塑造了人们保持社交距离、接种疫苗的行为。这些行为动态反过来又可以放大或抑制疾病传播，从而影响行为，导致病毒的再次爆发和多点传播。

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临床副教授，该研究的合著者Erez Hatna说：“我们的‘三重传染’模型利用了恐惧学习、灭绝/传播的神经科学，该模型揭示了我们在当前德尔塔病毒大流行中看到的很多种新的传播机制，并且揭示了缓解其传播的新方法。”

作者认为，病毒传染的波浪源自内生的传染性认知动力学，而非自上而下的政策、有意识地最大化效用函数，或模仿可观察行为。

传染病建模必须开始纳入行为神经科学。人类行为极其复杂，是情绪、深思熟虑和社会成分相互作用的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健康的决定和规范的理性决策一致。但是，正如休谟所指出的，“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目前的这种极端压力环境中更是如此。

来源：心理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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