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代际传递：一个反移情盲点的案例（2）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因为精神激越状态而被送来的士兵。他语无伦次，情感、行为严重失控。他是一名武装警察，职责是阻止平民靠近前线，但未能成功拦截载有两名男子的汽车—车子被炸毁，只留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这让他联想到了一名被俘的叙利亚军官。在杂乱无章的叙述中，他谈到父亲讲述的德国党卫军将犹太儿童的脑袋往墙上撞的故事。前线的暴行触发了曾经听闻的有关暴行的记忆—那些故事伴随他的成长—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尽管接受了大剂量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干预，他的精神状态并没有改善，不得不被转到一个慢性病治疗中心继续治疗。

这两位男性都曾在家庭中暴露于大屠杀的暴力影响，这增加了他们面对战场暴力时的脆弱性。其他士兵可以运用惯常的防御，如解离（dissociation）、去现实化（derealization）、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等来应对这些创伤性经历，使自己更好地隔离出来。但对这两人来说，这些防御不再能发挥作用。极端的暴力持续在他们个人史中呈现，因此不可能被忽略或置于一旁。

在此后几年里，分析师参与了非常多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代际传递的临床工作。在反思前面提及的干预案例时，他开始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将有关内容拼接在一起。他突然意识到，个案父亲失踪的几年有一个极有可能的解释—他被关押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分析师阅读过日本人虐待美国战俘的材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病人的父亲会被授予银星勋章—他可能真的遭遇了酷刑，而这种体验侵入了分析空间。

分析师意识到，个案父亲回来后，那对欢喜的夫妇决定再生一个孩子来庆祝，而病人可能正好被排除在这一庆典之外。可以想象，在战俘集中营关了几年之后，这位父亲很可能一直遭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其中一些创伤体验也很可能传递给了女儿。分析师突然感觉理解了病人的恐惧、无助和由此导致的愤怒。不幸的是，他当时没有想到要询问病人父亲那几年的下落，或归来之后的症状，这本可能给他启发。这种理解姗姗来迟，他只能猜想可能那个父亲被噩梦折磨多年，因此在小女儿面前情感有所保留。

回头来看，突出的问题是分析师没有相应的好奇心，缺乏创造性思维。分析师自己童年集中营经历，是否使他忽视了病人可能在童年经历过与集中营相关的创伤。似乎分析师体验到自己缺乏反思和自我反省，这导致了他对摆在明面上的事情没有好奇心—即使不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注意到自己并不知道个案父亲失踪的原因和失踪期间的下落。同样突显的问题是，督导师—甚至以其临床敏感性而见长—也没有留意这个问题。难道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创伤经历的影响？督导师自己被压抑的迫害记忆是否导致他没有看到相似的经历也可能发生在病人的家庭中？几年以后，分析师怀疑，这是否就是一个他及督导师双双出现反移情盲区的案例。

不幸的结果是一个绝望多疑的病人在躺椅上尖叫。分析师对她的抑郁的解释，是母亲在父亲失踪的时候充满悲伤和绝望，剥夺了病人应得的母性关怀。然而，没有听到的东西可能才是病人尖叫的实质，它可能更多与父亲在日本战俘集中营中严重且漫长的创伤经历有关。

在这个案例中，分析师和督导师对病人体验到并在分析情境中再现的经历进行了分析性倾听、联想、整合，并最终通过表征加以理解。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他们令人费解的缺席—准确地说是停摆—让人惊讶。消失的父亲和他的归来所蕴含的意义，以及清楚地摆在他们眼前的这些资料，都没有被承认和探索。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点？是否有可能病人所承接的代际传递的创伤经历，与分析师和督导师曾经历的大量生命创伤遥相呼应，产生了回响？这是否阻止了分析进程，导致未能对没有形成的联结进行共情性探询，最终让三个人的创伤离散、冻结在各自的位置上？是否这就是创伤经验的独特性，不局限于特定时间、地点，而在几代人间发生影响？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其他人在这个主题上的工作。威尔逊和林迪（1994）在著作《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中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TSD）中研究了共情张力现象，并提出了“共情性退缩（empathic withdrawal）”这个新概念来解释分析过程中的这种时刻。这个概念可能与共情停摆（empathic shutdown）部分相关，但并非全貌。在我看来，原本应敏感于微妙的暗示的专业人员显现出明确的盲区，意味着存在一种比自我防御更强大、更深的力量。这些强大力量的起源将在随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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