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儿童精神分析之分歧

安娜·弗洛伊德关注的是她父亲以俄狄浦斯情结为中心的观点，以及在三岁到七岁间的危机与解决方法。因此，依她之见，孩童在六、七岁之前要有充分且完全的精神分析工作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直到他们能成长并经历过主要的形成经验之前，就某意义上言，他们都是不完整的人。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和超我，他们未来的人格会因为过于注意那个他们尚无法被预期可以加以控制的本我的驱力，而处于危险之中。就我们所知，克莱因认为俄狄浦斯冲突以及原始的自我与超我结构，是出生时从客体关联的源头发展出来的。因此让她有充分理由建议在他们困境继续扩展衍生并且完全建立之前，应尽可能趁早地处理有问题的孩童。

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孩童是最不容易去发动他们自己的心理治疗：远为容易的是他们的父母，而不是孩童，因为父母困扰于孩童的干扰而愿意为他们寻求治疗。分析师的第一个职责是和孩童建立某种关系，以便创造某种接受分析的动机；这或可透过和他一起游戏，或和他一起做事情或为他而作来达成。分析师应该表现出她是一位很友善、让人有保障感的人物形象，很像是一位让人喜爱的婶婶般；而为了避免不可能处理的混乱状态，治疗室里的行为规则应该类似于外在世界所期望的。目标是促进及助长孩童的可爱与尊重。

克莱因觉得只有受困扰孩童的缺乏经验与无助感，使他无法寻求协助。想要使孩童喜欢分析师，那是无济于事的，只会掩盖掉他的问题。她认为当孩童经验到分析师是如何能去帮助他们处理其焦虑时，他们才会发展出本身的治疗动机去处理其不可避免的苦难考验。

她们有关移情的观点也是相互对立的。安娜·弗洛伊德相信由于孩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依赖他们，他应不会把这些关系转移到和分析师的关系上，而让移情诠释误置了。然而，克莱因了解到孩童跟成人一样也涉入移情中。该转移关系就孩童与父母的外在关系而言，不像那内化的父母及部分父母之内在关系那么多。这些内在客体在抑郁心智位置占优势之前即已形成，如同具有万能的内在善良和邪恶的片段。孩童在移情关系中所重新体验的是和这些内在客体相关联的极端且不符合现实的恐惧与愿望。因此，以克莱因的观点来看，诠释孩童的移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安娜·弗洛伊德相信在六、七岁之前，俄狄浦斯情结并未解决，她也假设孩童的超我在那个时候才形成，且仍有段时间尚未发展完全，特别是在那些困扰到足以需要精神分析的孩童。因此，分析的职责一部分是为了要协助强化孩童脆弱的超我。她认为分析师在分析期间，可能需要拥有比父母更强大的权威，以便影响孩童的发展；而深入探查无意识，可能会大大影响孩童易脆的人格。

克莱因相信孩童所需要的正是和成人一摸一样的处理。对她而言，孩童并不是不完整的人，但年轻人对生命的体验有着特别的强度，对无意识过程抱着某种开放性，是成人所极少保有的。她相信从他们最早期的岁月里，孩童可以感受到某种被某个充满迫害性焦虑的超我所严厉迫害。就像许多成年人，孩童经常需要透过修正他们内在评断的无情残酷，来发展更多对自身的怜悯。分析师的职责不是协助让孩童社会化。这个角色属于他们的父母以及治疗之外的世界，而克莱因相信即使是两岁的小孩，也可分辨什么行为在治疗室内是合适的，什么在其他地方是被允许的。她相信分析师的职责是协助孩童面对他最深处的焦虑；透过游戏和言语把它们讲出来并加以处理，他就可以进一步予以解决。虽然她会防止孩童伤害他们自己或她，但在实现这些目的时，很重要的是对玩具加以攻击以及用言语攻击。她觉得，对孩童的分析，如同分析成人一样，保证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她认为那会给孩童这样的印象，即分析师无法承受他的感受或害怕，这点迫使他再次把它们埋藏起来，而不是去面对它们。

安娜·弗洛伊德学派的取径采取了部分克莱因学派的取径，诸如和较年幼孩童进行治疗工作，并意识到孩童会发展出移情关系，而现在的克莱因学派取径则可能更考虑到孩童的外在环境，并且去多看看移情世界之外的东西。

克莱因的取径，展示出她对孩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重，即具有持续承受及发展他本身经验的能力，并给予重新认定和支持。她的反对者，从她那个时代到现在，都害怕她的取径会是一项并不好的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鲁莽见解；但她治疗的孩童们现在都是成人了，都很喜欢而记的她---部分是因为她在实务中并未那么严格地依照她所提出的那些规则。她会同时提供舒适和分析，给一位处于深度不适的孩童、提供希望给一位觉得生命不值得活的孩童、会开始跟过于抑制的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孩童一起游戏。她的信念和人性化，在和孩童的治疗工作中，始终非常清楚地散发出温馨。除了她自己的孩子是令人伤感的例外，她似乎是了解他们，也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是自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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