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关系之母—梅兰妮.克莱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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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克莱因始终是最坚定的弗洛伊德追随者，但她的儿童精神分析实践，不免背离了当时主流的古典精神分析，她为自己的理论得不到弗洛伊德本人认可而苦恼，而把安娜.弗洛伊德当做直接的竞争对手。“我是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却不是安娜.弗洛伊德学派的人！”

克莱因不太理解弗洛伊德把她的思想视作偏离而不是发展，这无疑唤起了她早年被父亲忽视的经验。（不论是弗洛伊德或琼斯，当他们没有完全支持她时，她回应的态度会很糟糕，虽然从理智上，她明白他们须对安娜忠诚）而受父亲支持的安娜，则像极了她那位大姐。毫无疑问，这两位天赋异禀的女性之间的理论分歧由于其他因素而火上浇油。在二战爆发后，伦敦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若不是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和罗纳德.费尔贝恩（William Ronald Dodds Fairbairn）等人从中斡旋，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势必产生类似维也纳和苏黎世的分裂（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分裂）。这场大论战持续多年，最后两位女士达成了协议（1941）。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一分为三:忠于克莱因的学派，忠于安娜的学派和温尼科特领导的独立中间学派。三个团体如今都以保持联系但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

与此同时，克莱因个人的丧失还在继续。在和丈夫分居以后，她遇上了一个钟爱的人，不过让她倍感失落的是，对方很轻浮的看待与她的关系，最后在1926年抛弃了她。在她写给丈夫的信中，她坦承这太过痛苦。

1926年，克莱因和亚瑟离婚。1934年，她的大儿子汉斯（Hans）在捷克斯拉夫的登山活动中意外丧生。而女儿梅丽塔非常肯定的认为那是自杀。克莱因和女儿的关系在最初就很不稳定（她当时产后抑郁），之后的关系也是相当脆弱，当梅丽塔自己也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以后，她们表面的和谐却在30年代后期被彻底撕破。梅丽塔和丈夫施密德伯格（Walter Schmideberg）以及她的分析师葛洛夫（Edward Glover）带头反对克莱因，他们无所不为，竭尽所能想要把克莱因赶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克莱因自己从来没有回应这些无情的攻击的，但这些过分荒唐和尖酸刻薄的指控，有时甚至把旁观者也拉下浑水。克莱因与自己母亲莉布莎的纠缠，在和她女儿之间被放大许多倍，更可怕的是从内到外，直接暴露在世人面前，迫使外人注意到其中的憎恨、羡慕、嫉妒。她们的关系从未修复，梅丽塔彻底拒绝了母亲，即未参加母亲的葬礼，也从未回复过任何有关哀悼的信件，哪怕来自唯一的兄弟。

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她的前夫亚瑟去世了，此后一年，她所嫉慕的姐姐艾米丽也相继离世。所幸小儿子埃里克还陪在她身边，埃里克在伦敦定居，并且有了三个儿子。他们给了晚年的克莱因极大的慰藉。

回顾克莱因悲剧的一生，细数她经历的那些剥夺和丧失，我们自然而然的可以理解她的痛苦，她将才智聚焦在丧失、孤独、嫉羡、迫害、罪恶感和内疚上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她得到了巨大的肯定和许多的追随者，但在内心深处，痛苦和焦虑一直折磨着她。她的同事有的崇拜她，有的厌恶她，却无人和她亲密。和那些成人的关系让她紧张、抗拒、厌恶甚至憎恨，在她眼里，只有两种人：潜在的盟友或敌人。正如上文提到，当她觉得不被支持时，她也会相当排斥弗洛伊德和琼斯。

在她的代言人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 曾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副会长）的书中，克莱因 “还算宽容，能够以开阔的胸襟接受友人及学生的批评，但只限于那些接受她的基本理论的人，如果她觉得自己的基本理论受到攻击，她会以激烈的方式防卫。如果未受到朋友的支持，她会心生怨恨，有时候甚至是以非常不公平的态度对之。”

她和温尼科特之间就是如此，但在琼斯逝世后，克莱因还是请求温尼科特修改琼斯的讣文，添加其仁慈和乐于助人的事迹：“我认为相对于琼斯有时候尖锐、苛刻的态度，应更被强调的是他伟大的仁慈，他帮助了许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憎恶谬误与平庸，对精神分析有着真正的执着，他痛恨以糟糕的或不真诚的方式表现精神分析。”

相比之下，她更感觉和孩童相处要容易许多，她全身心的投入到倾听和理解那些遭受痛苦的儿童。那些经她治疗的儿童在回忆她时，大多数都充满了积极情感。有一个安娜.弗洛伊德团体里一个女治疗师，在回忆她和儿童相处时：“就像一个快乐的好奶奶，她讲很多故事给 他们听，和他们一起游戏。”她在度假时目睹邻桌一个孩子不检点的行为时，露出的惋惜、同情的神色让她的孙子终生难忘。

1960年后，克莱因开始感到精疲力竭，身体不适，这被误诊为过分辛勤工作导致的疲惫和身体老化，于是她前往瑞士修养，她和自己的学生和朋友艾斯特.比克（Esther Bick 为精神分析引入婴儿观察的科目，现在是英国精神分析的必修科目）会面，后来她因为严重的出血终止休假。在伦敦她被诊断为癌症，但可以通过手术治疗。住进医院让她感觉复杂，担忧和希望并存，在病床上她依旧坚持工作，并出版了《儿童分析的故事》（在几年前，她就开始策划这本书，讲的是她1939在乡下避难时接手的10岁男孩理查德案例。理查德接受了一周5次的精神分析，持续了5个多月共93次，克莱因详细的记录了每次案例的细节，加以评论），她谋划自己的后事，特别指出死后的葬礼不可有任何宗教仪式及生平叙述等。

虽然手术很成功，医师、家人、友人和克莱恩本人都很乐观，然而几天之后她跌下床，摔断了髋骨，产生并发症因而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隔壁房间里婴儿的哭泣让她深感不安。汉娜•西格尔说：“尽管她年事已高，且生有重病，但她的过世仍然教人震惊。直到最后一刻，她仍然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常和友人、家人同在，也常出席精神分析团体，因此她的逝世令人深觉意外，也觉得还不是时候。”

在伦敦圣约翰伍德所举行的克莱因肖像揭幕典礼上，汉娜•西格尔以感人的口吻说了克莱恩的一段轶事：

“除了接待病患和督导工作之外，克莱因女士多年来主持一个定期的研究生讲习会，在会中她分享自已的发现，讨论她的理念，我们都受到她新手法的鼓励。身为一个老师，她是慷慨的，是能够激励人的，且决不严厉。她能够激起人们的创造力，也不吝于提供协助和发表意见。她总是尊重、鼓励我们的理念。

我喜欢把这间房子看成是孕育新一代分析师和新理念的摇篮。她的个性丰富且多面，但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是她令人感到温暖的宽宏大量，有时候甚至到了热烈的地步。她具备与人接触、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天赋，而且丝毫不虚伪，我认为这是一种视人人皆平等的天赋。人们无法忘记她的价值，她自己也深知如此，尤其她在世的最后几年，她和友人的关系让双方都深觉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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